这两个常挂在我们口边的词，真要追究起来，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给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但是，至少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概念里，如果不是像现今评选名优茶那样泛滥地去定义这两个词，这两个词的头上就都应该是顶着一顶由众多褒义形容词构成的大光环，换个角度来说，严格意义上的茶人至少在茶界是个名人，他的茶人精神至少是建立在对茶叶事业卓越而又轰轰烈烈的贡献上的。获得茶界最高荣誉“觉农勋章”的老茶人们，就应该是这样的人了。
　　事实并非如此。能够经历大事、做过历史意义深远大事的人终究只是少数，况且即使在茶界大名鼎鼎，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原本的轰轰烈烈又将沉寂下来，因此，完全以名气大小和事迹显隐来给茶人和茶人精神划分等级，显然不够准确。真正的茶人，即便是真的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至少都应该能像茶一样，浓郁之中也不失淡雅。而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显著历史功绩的茶叶工作者来说，能像茶叶一样，始终平和、舒缓地奉献着，难道就不是茶人了吗？无味才是至味，不正是茶叶和茶人上都应具备的品质吗？
　　记者近日采访了“觉农勋章”获得者，77岁的老茶人王达先生。王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鲜明茶人性格特征的老茶人。他的老家在上海崇明岛，1949年，他从崇明岛来到了复旦大学，成为茶叶专修科的一名学生。“在我们这批人考进复旦之前，茶叶系随复旦大学刚从重庆回到上海，每届只招收3到4名学生，那时大学里一个系也只有几个学生。我们是刚解放后招的一批大学生，到了我们，班里就招了33个人。”说到复旦茶叶系，王先生显得格外兴奋，当年的那些同学老师，在他的生动叙述中又一个个活跃起来了，一群立志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茶叶事业的年轻人仿佛正迎面走来……
　　1951年，这群年轻人终于走出了复旦的校门，投身到了茶叶事业中。其中，王达先生的工作岗位就是华东农林部特产处。他说，他的同学和他一样，毕业后主要分配去向都是机关，去了以后就跟着领导各茶区地跑，调查、了解和指导茶区生产，那时的机关工作跟现在的也很类似。不过和现在大学生进机关要通过公务员考试，即使是地市一级的机关都不容易考得进去相比，那时的大学生，一般都会分配到中央级和大区级的机关，这一点说起来，多少也令王达有些自豪。
　　王先生说了很多关于当时全国茶叶的生产情况、很多他的老师、同学和同事的事迹，而绝少提到他自己。他说，这一代人是一个群体，从大学校门出来后，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基本上相差都不会太大。细细去品味这些人的生活经历，就像是开水冲泡的一杯绿茶，在浓烈的大环境中，显得舒缓、平淡，初入口时，满是苦涩的滋味。
　　解放之初的生活确实很苦，但是，王达感受到更多的还是幸运和快乐。他说，那时候上大学的机会很少，自己能上大学，毕业后又能到华东区农林部，随后又调到国家农业部，和同龄的大多数人相比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工作起来，当然充满了快乐。
　　而且格外让他觉得欣慰的是，他所在的农业部是制定茶叶政策的部门，也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部门。当时的茶叶种植、生产和销售主要由供销社、商业部和农业部分工主管，在制订政策时，各单位难免会有一些不同意见，而王达所在部门正是要深入调查农民情况的部门，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参与制订政策的。身为茶叶工作者，能为农民做事让王达感到特别自豪。
　　“那时候，中央机关每隔几年就有一批人要到地方去，叫精简机构。那时候很多人都很害怕，害怕一调就调到边疆去了。当时，很多人就怕到‘新西兰’去，所谓的‘新西兰’就是新疆、西藏和兰州（甘肃），那时叫支援大跃进。”王达说，1958年的一天，他刚从华东出差回到北京，领导就拿出来文件，说他被调到了湖北省农业厅。虽然离开北京去武汉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王达说，和那些去“新西兰”的人比起来，武汉毕竟还是大城市，自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因此接受了调动。到了武汉以后，王达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茶叶种植、生产上，他至今还记得当时去恩施帮农民开山种茶的情景。
　　大跃进结束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