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过去的文献记载，还是当代的宜兴紫砂业师傅们，都把供春当做紫砂壶的鼻祖来尊崇。当然，按文献记载，供春的技艺来自「金沙寺僧」。但那位长者一则未留下名姓，二者并未在当时或其后形成气候，终是由于供春技艺有加，再加上其主人吴颐山的原因，使其成为紫砂壶历史上的第一位名家，坐定了「开山老祖」的位子。也正因为如此供春壶特别珍贵，从明代后期以来的几百年里，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奇珍异宝。从目前已发表的所有资料来看，供春壶没有出土过，只有少量的传世品，被珍藏在有关博物馆、纪念馆或私人手中。其中最为人们看好也最著名的有两把︰一把为《树瘿壶》，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把为《六瓣圆囊壶》，藏香港茶具文物馆。下面主要拟就这两把壶的真伪问题，对供春壶做一点探讨。 树瘿壶应为黄玉麟作品 1.《树瘿壶》：壶身做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番瓜蒂状，盖内有楷书「玉麟」印款，壶体泥质较细腻。这把壶是宜兴乡贤储南强先生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他经多方调查考证，了解到此壶曾收藏于清末大藏收家吴大澄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画家黄宾虹见此壶后，认为黄玉麟后配盖是「张冠李戴」，就请民国时制壶名家裴石民先生重配树瘿形盖，并为之题记。储先生是地方绅士，文化造诣较高，获此壶后十分珍视，拟在宜兴建「春归楼」专藏此壶，后因抗日战争开始而未能如愿。解放后，储先生将此壶捐献给国家。由苏南文管会（在苏州）接收。后转到南京博物院，再转送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对于此壶是否为供春壶真器，过去专家们是深信不疑的。近年来一些人提出疑问，我以为疑得有道理。首先是做为开山鼻祖的供春，其当年制壶时工艺并不成熟，这些在上期文中已有所述，而这把壶的制作技术已十分纯熟，从技术上看，真正的供春壶是无法达此高度的。其次是泥料的细腻程度，也是供春时期所无法达到的。再次，其款识也不对，在整个明代，紫砂壶落款者是用竹刀或钢刀刻楷书款，在把梢上落篆书印款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供春时期制壶是不用匣钵烧造的，壶与缸坛同窑，壶身肯定会有飞釉泪痕。而该把《树瘿壶》全身干干净净，是装在匣钵中专窑烧成的。综合看起来，这把壶不可能是供春真品，我认为，这只能是黄玉麟的作品。其连仿供春壶都谈不上，只是根据过去有关供春壶形的传说，黄玉麟发挥想象力自己创作出来的。黄玉麟是清末制壶高手，吴大澄曾专请他到家里做壶达八个月之久，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故这把壶曾收藏于吴大澄家是极为顺理成章的事。储南强先生不是文物鉴定家，其以一腔热爱家乡的情怀买了这把假供春壶收藏起来，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加上过去文博界对紫砂壶鉴定力量的薄弱，使这把「假虎丘」连升三级，直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殿堂。现在应该是还其真面目的时候了，但黄玉麟毕竟是紫砂大家，其作品还是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六瓣圆囊壶应为民初仿品 2.《六瓣圆囊壶》：壶身略呈半球形，竖向六出筋略呈莲瓣形。该壶泥料稍粗，有轻度「梨皮」效果。制壶技术娴熟，应是打身筒后外表加模具挡成，再用工具修过。壶底刻隶书味很浓的楷书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字样。这把壶是香港著名茶具收藏家罗桂祥博士于五○年代初期在香港收购的。罗先生一生喜爱收藏和研究紫砂器，在八○年代，他将其收藏的数百件藏品捐献给香港市政局，建立起香港茶具文物馆。现在该馆藏品已逾千件，而此件供春壶被当做该馆的「王牌」藏品，其名声极大。在大陆和海外的多本权威性紫砂图录或书籍中都予收录介绍过，且给予名列前茅的显要位置，有的书籍甚至于将其刊载于封面。但我认为这把壶的真实性也是大可怀疑的，其理由大致如对《树瘿壶》的评判。首先是制壶技术过于纯熟。其刻款记载该壶制作于「大明正德八年」。按文献记载︰供春的主人吴颐山是正德九年中的进士。正是吴氏为考进士在金沙寺读书，才使家僮供春有机会向金沙寺僧学做紫砂壶。因此即使是吴颐山真的在正德八年读书于金沙寺的话，这一年供春也仅仅是一个向老僧初学制壶的孩子，怎么可能有如此高超的壶艺？更不可能有如此娴熟老到的刻款。要知道比供春晚了大半个世纪的「超一流」紫砂大家时大彬，其早年还是请人书写刻款，到了晚期，才做到运笔如刀、自己刻款的。再将这把壶与嘉靖十二年吴经墓随葬的提梁壶及万历四十年卢维桢墓随葬的时大彬鼎足盖圆壶比较，我们会发现其工艺竟比后二者还先进。时大彬鼎足盖圆壶有时大彬自已刻的款，并且该壶在出土的时大彬壶中，是上佳之品，应是时大彬的成熟期作品。从正德八年（1513年）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间上相隔整整一个世纪。即使考虑减去下葬前的购壶时间，也差不多晚了七、八十年。那么，一个七、八十年前刚刚起步的孩子的作品，其技艺竟比一个七、八十年后的特大名家的成熟期作品还要成熟，这不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吗？实际上，由于